等待了二十年的交代

"六四"事件当年遇难者家属代表人物、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之一丁子霖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承认错误，为"六四"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平反。
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在前往天安门声援抗议学生的途中遭解放军射杀身亡，年仅17岁。
BBC中文网记者尚清在""六四""20周年之际采访了丁子霖。
问：20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压力团体，向政府提出了哪些要求？
丁子霖：从1995年开始，我们27位难友用真实姓名联名向政府提出了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就是3条、6个字。
第一是'真相'。我们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呼吁人大常委会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公正的调查，然后向死者家属和全国人民公布死亡人数、死亡名单，给每个死者家庭一个交待。
第二是'赔偿'。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六四"赔偿法案，依法给予每个受难家庭予以赔偿。
一直到现在，不管他们采取怎么非法的手段来打压我们，我们没有关上对话的大门。问题是政府没有表示出一点诚意，所以如果不认错，我觉得根本谈不上和解，也谈不上宽恕。
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之一丁子霖的采访录音。
第三是'问责'。要求对"六四"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
1995年以后，每年我们都在公开信中重申这些要求。1997年，我们又提出了要求政府放下架子，与我们受难群体进行真诚的、平等的对话。现在是对话取代对抗的时代，中国政府可以跟海峡对岸对话，也可以和以前的敌对国家对话，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被害同胞对话呢？
问：你们的这些要求有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呢？
这项要求提出以后也没有任何回应，到了2006年，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在"六四"前夕提出了'先易后难、逐步解决'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六四"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我们可以暂时搁置重大争议，逐步解决。我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有：解除对受难亲属的人身监控；给我们公开悼念亲人的权利；退还被扣留和冻结的人道捐款；给难属中的老年特困户给予无条件补助；给伤残者和普通残疾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这些并不难做到。
2007年开始，政府有了一些变化，对我本人不再有贴身跟踪，但是无论到哪里，我的电话都是受到监控的。我丈夫的电子邮箱也被监控。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
每一个解决"六四"问题的方案我觉得都是对中国政府说'不'，因为中国一直在说这件事不要谈了，党和政府已经做结论了，所以我鼓励各种方案……相互比较、取长补短。
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的立场有所松动呢？
今年5月17日，我们难属准备集体祭奠亲人的那天上午，他们又到我家来上岗了，而且明确禁止我参加祭奠。我们说，我们是在私人住所关起门来自己祭奠，有什么权利限制我们？他们就说，公安的信息说，有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和外国记者要来参加我们的祭奠，而且5、60人的规模过大。
随着他们上门通知，对我的监视居住也开始了，随时有便衣禁止我出门。事实上既没有记者来，也没有香港同胞来。而且我们事先就决定，不让难属以外的人来参加祭奠仪式。
2007、2008年，在他们的监控之下，似乎我们也做成了。这两年，我都在当年我儿子倒下的时间和倒下的地方（木樨地）祭奠。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和其他难友一起默哀。我们连哭声都压得低低的，互相抱着。
我不知道今年的6月3号会怎么样。他们已经对我说，木樨地是公共场所，他们已经获得信息，今年会有20多家媒体在那里等着你去，所以不准我去。我非常气愤，我说，你们可以在木樨地这个公共场所杀死了我的儿子，就不准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祭奠他，这比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过分。
这几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华，我听到已经有片警找到三家难属，不让外出，如果外出就坐他们的车，实在不原意就坐便车。有人被通知一直到6月5号行动都受限制。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这表明，为了北京奥运会，政府有了改变，但是这是随时都可以收回的。我意识到他们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依照自己的需要办事，根本没有进步。比如，现在我在接受你们的采访，不知道明天我这里会发生什么。我周围有一些签署、起草零八宪章的朋友，他们已经经历过多次抄家，他们的电脑一次又一次被搜走。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这个铁笼子里。
问："六四"事件在目前中国国内很少有人提及，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此的认识非常浅薄。有人甚至认为像天安门母亲这样的组织完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滋事闹事，这种被多数人误解情况你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丁子霖：你说的符合我们现在的处境。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受难的弱势群体。我接受过很多家媒体的采访，几乎每个记者都提到，当前年轻人不知道"六四"，或者是远离政治，或者享乐生活等等。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实在不忍心过多地去苛责这一代年轻人。我73岁了，已经是很多人的祖母年龄了，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家庭。
问：您在四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共不认错，你绝不会宽恕。现在是不是仍然持这个态度？他们至今仍然坚持不认错，您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实现你们的诉求？
丁子霖：我们已经老了，已经有20位难友先后离开了人世。也许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到结果，但是我们看重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否尽心尽力了。我们现在要抢时间，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写下来、说出来、交给历史，交给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大家都明白，人是不能复生的。20年了，最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来了，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些没有低保、没有医保，失去劳动能力，身体又不好的老人。这些不是我们难属里的多数。所以赔偿是必须依法做的。
一直到现在，不管他们采取怎么非法的手段来打压我们，我们没有关上对话的大门。问题是政府没有表示出一点诚意，所以如果不认错，我觉得根本谈不上和解，也谈不上宽恕。认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不能马马虎虎过，人命关天啊。温家宝、胡锦涛说'以人为本'，几千条生命就这么没了，另有几千条生命就这么残废终生了。生命都是等价的，人死再也不能复生了。
我们想，20年了，我们尽心尽力做了，但是我们没有为我们的亲人讨回一丝一毫的公道。唯一我们可以安慰亲人亡灵的是，在中共的高压面前，我们维护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也包括这些亡灵的权利和尊严。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向亲人们交待的。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让他们安息。我想只有讨回公道之后，他们才会真正的安息。也许我们看到这一天了，但历史早晚有一天会还之以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