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的国家栋梁：曾国藩

将书包斜挎在身后，像鸭群一样走在小路一边的小学生，在往富厚堂去的路上遇见好几拨。初春的双峰县荷叶镇正下雨，空气清甜，柳条抽出嫩芽，远山笼在薄雾里，曾国藩百年后的湘乡依然是农耕样貌。
1875年7月初，《伦敦日报》北京通讯员报道：
大清国的教育从孩子们很小时就开始了。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稚嫩的小男孩们抱着满满一包书去上学，他们的书包通常只是个蓝色的布袋。
这位英国记者参观过的一所乡村小学堂里放着一具新的柏木棺材，上面贴着红纸，纸上写着“喜”字，取升官发财之意。
全体孩子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在叫喊，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正在朗诵的课文背诵下来。他们正诵读的都是大清国的经典著作，譬如孟子的作品。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正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而且要凭记忆把它们背下来……
升官的路径是获取功名，发财倒未必，清代穷困潦倒的京官每天啃烧饼之类的事迹就躺在那些笔记、书信里。各省乡试，竞的是秀才、举人。竹亭公曾麟书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儿子曾国藩早一年考中“准秀才”（补生员）。曾国藩24岁那年中了举人，入省学岳麓书院。
贡生和进士的功名则要进京赶考才能获取。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燕山楚水》中展示过一张北京贡院的照片：大约9、10个4尺见方、狗窝似的小房间连成一排，共有100多排，可容纳1万多名各省来的秀才或举人。每间小窝三面由粗砖砌成，一面敞开，考生自带布帘挂上。考试共进行9天，每3天为“一科”，3天内一步不得出来。常有年老考生死在里面。在清朝，如果一个男人穷经皓首，坚持赶考到80岁，皇上会授予他一定的荣誉。而他们作为晋身之阶的作品，在英国记者看来，“包含了数不清的引经据典，都是些以华丽词藻堆砌而成的空泛文章”。
曾国藩书写过父亲所作的一副联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61年的生命中，曾国藩实践了“耕读”，却从未在士大夫经世济国的理想面前停下脚步，他的官运也随着政绩的卓著日渐亨通，直至位极人臣。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获取的一连串功名，如今镌刻在富厚堂一块长4.35米，宽1.7米的“篤親錫祜”匾额上：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兵部尚书、两江总督、特赏黄马褂、双眼花翎、一等毅勇侯。从小在富厚堂附近长大、如今是讲解员的廖静告诉记者：这相当于今天的名片。
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清朝接受了传统儒家秩序，招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场与满人共事，二元种族体制是清朝王权的特色，但通常皇帝信任满人胜过汉人。
从1852年在家乡组建1万多人的团练，到1860年5月授职两江总督统帅湘军，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咸丰年间，朝廷两天内下发两道诏书，一道是任命，一道是取消任命。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九帅曾国荃率吉字营攻下天京1个月后，曾国藩便开始裁军。一年后，他能调遣的兵力只有6000人。远在紫禁城的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1870年曾国藩60寿辰，同治帝亲题“勋高柱石”4字，送到两江总督府。
书生带兵
1858年10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过一则新闻专稿，记录了《天冿条约》得到咸丰帝批准后，法国公使葛罗及其秘书、卫队12人初探长城、路遇清国骑兵的经历。
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军人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什么广州事件、大沽海战、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他们一概不知……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统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出版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对记者细述了清代的兵制：八旗兵实行世兵制，其退化在史料中多有记载；绿营兵（各省由汉人组建的常备军）主要实行余丁制。所谓“余丁”，就是在军队中省口饭将未成年的穷孩子养起来，他们平时打杂，也出操。当守兵不够时，从余丁中选拔，步兵不够时，从守兵中选拔，骑兵则出自步兵，是清朝最好的兵种。在长期无战事情况下，余丁制导致绿营兵数代“吃官粮”，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胜者争功，败不相救”已是一种常态。
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乡勇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采用了明朝戚继光发明的兵制，组建了一支体制外的新军，并为其注入捍卫传统、驱逐异端的使命。他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指出太平军烧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是对几千年中国礼义人伦的反动。梁启超说过：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完全背离中国文化，不得人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强说：“在太平军的主张之下，不仅儒学存活不了，佛学、道教也存活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踏为平地，教中国人怎么活？”
书生有血性，书生带起了兵。曾国藩首先集聚同乡师友，量才而用为营官——湘军的幕府一度多达88人；再招募“朴实山农”，拒绝市井油滑。他对最早的湘军将士说：大刀长矛，好比四书五经。清末学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述过“诸生讨训山农”的景象。杨国强认为，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农民显示出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曾国藩与诸儒生用卫道意识唤醒的，是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这场战争，是农民与农民的交战。
胡林翼行军必讲《论语》；在奔赴战场的路上，曾国藩坐在轿子里读杜甫、韩愈的诗文；左宗棠“出山十余年，跃马横弋，心扬心粗，恐善源日涸，得暇即亲六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里，讲述了这些前清进士（胡、曾）举人（左）带兵打仗的有趣情形。
这些私募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听一个长官的号令，而每个营官又只听命于一个统帅。长江上，到处飘扬着湘军水师那面长12米、宽7.85米的“帅”字旗。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李鸿章的淮军，再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都表现出“将在营在，将死营散”的特征——唐浩明对记者说，中国军阀的源起，恐怕要追溯到曾国藩；而杨国强教授从中看出：清廷冲破祖制从建立湘军始，它直接导致了中央权力的下移。
京城做官12年，曾国藩是琉璃厂旧书肆的淘书客。10多年军营生涯，曾国藩一直没有放下经史子集。他在道光年间得邓显鹤、唐鉴、欧阳兆熊的引导，醉心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咸同之际在长沙传忠书局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使得这部藏于四库馆130年的文稿，终在世间传播，并且深深影响了整个湘军集团。
78岁的钟叔河先生在他位于长沙某小区廿层的“念楼”，向记者忆起少年时与曾国藩的“初识”。那是解放前，第一次在表哥的中学课本上读到曾国藩为湘军所作的《爱民歌》，“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钟老笑着说：“这不就是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另有《得胜歌》：“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
曾国藩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他在家书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乱世须用重典”。他在长沙审案局时赢得了“曾剃头”的名声——4个月里杀了230多个所谓“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战争的酷烈还在后头。
1860年9月中旬，戈登（英国人，1860年9月随远征军到中国，10月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抢掠焚毁圆明园。1863年3月接替美国白齐文统领“常胜军”，协助湘军、淮军围剿太平军，清廷赐其总兵头衔，相当于二品武官）在上海逗留了3天，在那里初次洞悉了中国人打仗的方式并留下“悲惨而强烈的印象”：
当地城墙上悬挂着许多篮子，里面放着攻城时被杀的太平军的首级。那时的中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夺到一个敌人的首级，他的胜利会显得美中不足。
1860年12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其中记述了外国记者在广州所见的审判与行刑：
雪亮的钢刀闪过之后，罪犯的头会被刽子手踢到一个角落，而躯体被抛到另一个角落，鲜血同时从两处喷出。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20名凶犯，他们的血在人们的脚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脚踝深的血坑，血坑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据说一天处决300人的情形多的是。
他们还在广州的监狱里遇到一位84岁的老妇，是一位太平天国将领的母亲，4年的牢狱生活和饥饿令她形容憔悴、神智恍惚。
这期间，曾国藩也因战败3次想自杀。其中长沙靖港之战，是他刚任大帅一年多时一次仓促的上阵。当败局已现，曾国藩投水自杀，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边的章寿麟救起。史料载，曾帅当时披头散发，满脸泥沙。左宗棠因此专程到长沙，痛斥他的“虚荣心”。
1864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清军攻破天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
天王府布置得非常华美，尽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烧毁了，但仍留下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何等富丽堂皇。天王的玉玺——总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现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纯金打制，约重30磅。
忠王李秀成在离城几英里外被一伙村民抓获，并被洋洋得意的村民带回南京。据说，当忠王判定这队人马无法全部逃脱时，坚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天王的儿子……年轻的王子逃走了，而忠王束手就擒。忠王现被关押在曾国藩帅部的一个小房间里，严加看守，但未受虐待。他被剃了头，但未上镣铐。……他正在撰写自传，同时等待北京的裁决……
1944年春的一个阴雨天，两乘轿子停在富厚堂前。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和一位照相师下轿，与曾约农（曾国藩曾孙）见面。他们是征得同意，带着北京大学影印的九如堂刻本（经曾国藩删改的版本），来对勘《李秀成自述》亲笔件的。一连两天，富厚堂众兄弟轮番陪护抄写拍照，当晚再将《自述》交回曾约农。吕集义总共抄补了5600多字，并拍摄了15帧照片。1954年，原来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梁岵庐公布了这15帧照片，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李秀成亲供手迹》，据称是曾约农带去台湾的。记者在富厚堂的藏书楼拍下了台湾寄来的影印本复印件。
从1931年拿着日本广智书局刊入的《近世中国秘史》本为《自述》作注解，到1982年终于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史学家罗尔纲为忠王的这份自白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直到今天，关于这几个版本的《自述》与当年忠王写下的到底相去多远还在争议中。
唐浩明曾从曾国藩2000多道存世的奏折中精选了47道给予评点。他认为，曾国藩平生最为重要的一份奏折，是同治三年6月23日奏报攻下南京，生俘李秀成和洪仁达。他将报功隐于平实叙事，不作夸饰，将成就归于皇家，为朝廷歌功颂德，却不露讨好的痕迹。同治四年，曾国藩再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任命，推出僧格林沁，表示不敢与皇亲相比，对剿捻之战已心存厌弃和恐惧。
自从史家范文澜在1947年给曾国藩下了“汉奸刽子手”的定语，曾氏后人没能过上安稳日子。但今天，荷叶镇的老人们用外语一般的双峰话说，他是个文化人，读了很多书，他不是贪官。
洋务之痛
正同太平军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同时面对的，是挟《天津条约》北上的西方人。当他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签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以“五胡乱华”相比拟。
1860年10月8日星期一，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10天后被焚烧），他记道：
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军将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皇帝龙座所在的宫殿一律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陈设着各式各样的大镜子、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还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在温莎宫所见的一模一样。……而法国人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他们用无数大车运走了大批丝绸，可还留下不少。他们还劫去了大量御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布鲁斯的最后通牒以及清皇帝不愿接见夷人的诏谕；此外还有一部御藏的记载二千年事迹的中国史。
曾国藩的内心，是鄙夷、憎恶“奉洋若神”的，当买办起家的杨坊被打，他在信中说“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称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这样的胁迫，让士大夫在仓皇之中不得不产生紧迫感，由此催生出近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自强”。
已故历史学家陈旭麓提出过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他的弟子杨国强教授则将这种新旧的撕裂和嬗递阐释得更为深彻——
1840年前后，林则徐和魏源已见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1843年，魏源完成了带有操作性意见的《海国图志》初稿50卷。但直到20年后圆明园一把大火燃尽，大清国人才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买船炮、用来剿洗太平军之议。“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书中的心里话道出了真正的威胁不是太平军，而是西方列强。当他在书札中写下“海国环伺”四字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二十四史里从未出现过的大危机。
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就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1862年2月19日，安庆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登上洋轮，仔细察看，盛赞其“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决心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寿和数学家李善兰去实现这一伟业。1862年3月，他们造出了轮船发动机。1864年1月，中国第一艘火轮船制造完毕，尽管长不过3丈、时速不过30华里，却是本国自造的最先进轮船。
稍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西学的幕僚容闳奉命出洋采办机器，从美国购得百余种机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渐渐有了规模。很快，曾国藩又在城南高昌庙购地70多亩，建造了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铸铜铁厂、火箭厂等，江南制造总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火轮，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向慈禧汇报说，“恬吉”号“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仿造洋器的过程让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仅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的举措——是洋务经验奠定了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但在清朝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奏朝廷，获得了恩准。14天后，他死了。
他在给次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予生平有三耻，……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后来三子曾纪鸿精研数学，著有《环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粟布演草》等，可惜33岁就过世了。如今，这些专论静静躺在富厚堂藏书楼架上的6册《白芙堂算学丛书》里。
杨国强教授说，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国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长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伦敦每日新闻》报道过清廷深入骨髓的腐败和列强的恣肆：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一次，有一家商号以每支3两白银的价钱为大清政府买进一批数量巨大、几近报废的毛瑟枪，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两白银，结果他们只得到了每支9两白银。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锉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连接处都松开了。
而此前，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无不中饱私囊。记者在曾国荃的大夫第遇到土改时搬进来的刘老伯，他听上辈人讲过，曾国荃攻下南京后，往老家运东西的船队在湘江上走了一个月，“把国库搬回来了”。而民间称李鸿章为“李合肥，真的肥”，据说李家当年在合肥城里拥有一条街的店铺。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会面，随行的丁美绅记下了他对曾的印象：
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李鸿章成对比。后者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表现出他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他的服饰也显示出了他的家财和修养。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他们两人的个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鸿章是出名的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他们几个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们一家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根据一般的报道，曾国藩的勒索是颇有节制的，他的开支也较为适中，甚至有些吝啬……
曾、李的不同还表现在他们的用人上，他们的幕府里聚集着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唐浩明告诉记者，早期的曾国藩不喜欢用官气重的人，奉“德大于才”为第一要旨；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以“了事”为才干。按《曾国藩通鉴》的梳理，他的幕僚有200多人，他从中选定了李鸿章；李鸿章的幕僚也有百余人，他选择了袁世凯。晚清的中国，事事燃眉，事事须了，义理的伸张、德行的坚守只能暂搁一边。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在这种矛盾纠缠中彷徨。
杨国强教授说：“晚清最后50年，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前后相连地面对内忧外患，是士大夫中自觉的首当其冲者。曾国藩试图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鸿章因事功而淹没了人格……他们在几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超越了一己之私，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洋务派的曾国藩接受了一部分西洋人的器物，譬如“落地开花炮”，譬如60岁那年在容闳带回的相机前拍下平生惟一的照片；也坚拒另一部分，譬如电灯和电报——他说，那是没有根的东西。
天津教案
杨国强教授在他的晚清史课上详述了教案在近代中国的源起。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的80多年间，大小“教案”600多起。其中《辛丑条约》后10年，高达225起，出现了教会势力与民众冲突的最高峰。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主要在下层民众中传教，为了发展教徒，常将中国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引入教会；他们修教堂、作弥撒、开医院、收留孤儿等等，深深地卷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跟地方绅士、宗族和传统文化产生冲突。到了义和团时代，“大毛子”（传教士）、“二毛子”（教民）均是被仇视、扑杀的对象。
鲁迅曾在文中提及，在他的家乡绍兴，有洋教士家的女佣声称看到一坛盐渍的小孩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民间哄传天主教堂迷拐儿童并用其眼珠制药，酿成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0日，天津百姓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外国传教士拐婴、害婴。次日，法国领事丰大业在混乱中向天津知县刘杰开了枪，击伤随从高升。愤怒的中国人当场将丰大业殴毙。随后又烧了教堂，捣毁法、英、美等国的教堂和领事署，打死了16个外国人。关于这次教案，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娄斐迪在6天后向美国政府发回一份比较客观的报告，其中提到流行病、死婴、刘杰与丰大业的会晤以及丰的傲慢——他说，“知县级别低于领事，不能举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这次冲突本可避免。
法、英、美、俄、意诸国随即提出联合抗议，他们又找到了出动军舰的理由。
清朝官员在应对时分成两派，一派以醇亲王奕譞为代表，反对抑民奉外；另一派以曾国藩、丁日昌为代表，主张妥协议和。最后，清政府一面从陕西调李鸿章的淮军备战，一面诏谕59岁、右眼已失明、正在家养病的曾国藩赶往天津。出发前，他备好了棺材，写好了遗书。
曾国藩一到天津，定下查办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也就是说，只求迅速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上处置是否得当。结果是：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判处20人死刑、25人流放，并赔款49万7千余两白银。李鸿章急赴天津，通过几道奏折保下死刑犯中田二、张帼顺、段大、项五4条人命。曾国藩事后也对发配黑龙江的张光藻、刘杰多有关照，他在家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两个人是好官，没有错，但我没有别的办法。
曾国藩的处理方式，引得朝野哗然，他在京的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所题的匾额砸碎烧毁。曾国藩在天津时，曾纪泽在保定，父子俩几乎每天通一封信。曾纪泽在信中说：“照会洋人，不能做十分承允之词。”他指出父亲将天津道、府、县官都迅速处置，没了退路。李鸿章也写信给曾氏父子，说曾国藩办外交“太老实”。曾国藩怕洋人再开战，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再上演，以声名败裂的代价，为大清国扛下一个“软弱、媚外、有失国体”的污名；他曾经准备牺牲性命，结果却牺牲了他更看重的名声。他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中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弱国外交
容闳曾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之特产人物”。他的文化背景和理学修养，让他对朝廷与洋人大体上都遵循孔子的“忠信笃敬”。在外交上，他手持一本《万国公法》，“推诚”于西洋人，以至于听到李鸿章打算用“痞子腔”对付洋人时，长久地凝视着面前的接班人。
洋务始兴时，曾国藩曾请了江南制造局的两位传教士兼翻译史迪文森、傅兰雅在家中指点两个儿子学英文。天津教案后，曾纪泽痛于洋人的欺压、翻译的拨弄，写信给父亲，立志掌握外国语言文字。父亲殁后，曾纪泽回乡守制，在日记中记下一些苦学的片断：一本字典，两本教材，从26个字母学起，每天规定读6句，后来8句，进而10句，笨拙而艰难；清早起来，一遍遍练习，出门会客，坐在轿子里一个人叽哩咕噜地说。从长沙到湘潭到双峰到荷叶，湘江上，山路上，他都“诵读不辍”。回京师后，他结交了同文馆总教席丁韪良、医生德约翰等外国友人，口语写作都有精进。当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联名举荐他做出洋使臣时，慈禧当面问他：“你懂洋务否？”又说，“你既然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
10多年过去，1891年12月，20岁的光绪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他正由两位受过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其一是为慈禧担任翻译的德龄）负责教授英语。据史料，这是受了慈禧的督促。慈禧本人也尝试过两个小时的英文学习，但很快头昏眼花，体力不支。
1863年4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述评，题为《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1871年12月24日的新闻专稿《广州的一天》则记录了外国记者在大烟馆的见闻：
“10到12个各种年龄的男人在喷云吐雾。他们看上去都相当龌龊……我向这兽穴一般的屋子尽头走去，有个男人正枕着小木枕，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鸦片正把他带向缥缈的远界。旁边有个男人，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深吸着，一团团烟雾从他的鼻孔进进出出，他似乎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奇怪的梦中去了。”
1878年8月，曾纪泽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德使臣，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动两年前拟定的《中英烟台条约》被英方批准并实施。
8年后，曾纪泽终于跟英国外相沙里斯伯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虽然没有实现禁烟的最终目标，至少短期内为国家增加了税银620多万两。
曾纪泽的元配贺氏因难产早逝。父亲的同乡密友、陕西巡抚刘蓉将19岁的女儿刘氏许配给他。作为公使夫人的刘氏在英法8年多，一面恪守中国传统，一面学习西方外交礼仪。早先她随丈夫学过英语，此时又开始苦攻法语，与外国君王、王后见面，“受旨进退无紊于仪容”，“西人皆称之”。她曾在英国的“手工赛会”上，以古色古香、娴雅万方的茶道表演赢得第二名，还辅佐丈夫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乐《普天乐》。虽然曾纪泽上奏朝廷的《国乐草案》未获批准，但当时在国外《普天乐》已被当作中国国歌演奏。
此时的曾纪泽已经明白外交是一种讨价还价，所以据理力争，敢于在谈判桌上拍桌子。1881年2月24日，经过半年多曲折紧张的谈判，曾纪泽代表清政府在《中俄伊犁条约》上签了字。曾纪泽在《奉使俄罗斯日记》中记下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最后对他说的话：“我办外国事件42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俞樾在为曾纪泽所撰墓志铭中称这次谈判为“夺肉虎口”：迫使俄国将业已吞下的领土（伊犁，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吐了出来。《中俄伊犁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作为一名半殖民地国家的弱国外交官，曾纪泽已经尽力并显示其才能。
他的名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1885年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将中国喻为“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称中国的富强运动意在自卫，一无军事扩张的企图，二无移民海外的必要，当务之急是“善处寄居海外之华民”、“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清朝最后20年乃至民国，“醒狮”二字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但有时，用得并不严肃，如在民国小说《人海潮》里，作者就将这二字赋予一位孔武有力的新派女学生。而在国外，舆论对这两个字也时有讥讽——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天津讯：
把大清国说成是被抑制了气息的睡兽、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是多么地流行。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除了日本和俄国）阿谀奉承的态度又养成了这个国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觉，并一天天持续和发展下去。
曾纪泽47岁回国，先后在海军衙门、户部、刑部任职，但他的视野、眼光和变革图强的主张，是不能被像化石一样顽梗的清廷所接纳的。丁韪良称他“进了总理衙门之后，成为猜忌的对象”，左右掣肘，有志难酬。不到51岁，他死于伤寒。
在他身后，举全国之力建立起来的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因此签订的《马关条约》仅赔款便高达2亿两白银。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美军士兵借助云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在那里升起星条旗；由此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额达4.5亿两白银。曾纪泽在北京台基厂的故居，也在一把大火中灰飞烟灭。
在曾家后人的电脑里，记者看到曾纪泽当年戴着绅士礼帽、站在英国工厂的蒸汽机旁的留影；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他对各种西洋事物的好奇……他那“通四夷之学以自强”的宏愿，该如何应对这一幕幕割地赔偿的屈辱？

（参考：《曾文正公全集》、《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王闿运著《湘军志》，容闳著《西学东渐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内藤湖南著《中国史通论》，伯纳特·艾伦著《戈登在中国》，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陈旭麓编《近代中国八十年》，杨国强著《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唐浩明著《曾国藩》、《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以及曾国藩故居管理所胡卫平、黄鹤鸣、刘建海提供的第一手资料。）